《世界是平的》，这是一本在我国历经多时的畅销书，据说有的地方还要求副处以上干部人手一册。不仅如此，该书作者——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汤姆斯·费里曼现在已经成了我国不少地方政府的坐上宾，频频被邀请到中国各地来做演讲。那么，世界真的是平的吗？

2007年8月，在由我国科技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共同主办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体制改革与全球融合”国际研讨会上，一位主持人与到会的近200位中外专家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互动。他首先提议说，赞成“世界是平的”的学者请举手，结果全场专家无一举手。他又提议说，赞成“世界不是平的”学者请举手，结果在场的中外专家齐刷刷地把手举了起来。

的确，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正在加速融入到这一进程之中，我们也有理由为融入到这个进程而兴奋。正如费里曼先生在书中所描写的那样，在印度的班加洛尔有惠普和德州电子的办公大楼，Infosys的员工正在为欧美的企业写软件……但是，如果以此就认为美国与印度是“平”的，那就未免过于浪漫了。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想，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所踢的足球可能是孟加拉国那些连28美分材料费都需要借贷的妇女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美国高尔夫球明星伍兹所打的高尔夫球可能是印度的童工用粗糙的小手一层一层粘贴出来的。但是，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贝克汉姆和伍兹们与那些妇女和童工们是否也是“平”的？

记得1994年日本一位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呼声》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这篇文章是针对日本经济界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是一个威胁的论调，所提出的一种反证。文章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不是对日本的威胁，而是日本的机会，因为中国人不掌握关键技术，甚至不进行技术创新。他举例说，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没有日本的优质钢材，“中国的建筑公司就无法保障高层建筑骨架的安全”。总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无独有偶，今年韩国的《朝鲜日报》也发表了一篇类似内容的文章，标题是“用韩国的‘智力’战胜中国的‘体力’”，同样是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对韩国来说到底是挑战还是机遇这个话题。作者认为，中国在很多产业领域缺乏技术能力，这正是韩国的机会。韩国可以在更高端、更核心的技术要素上做文章，用这种方式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更大的好处。

在我们看来，这些言论未免太过狂妄，但这种逆耳之言可能要胜过许多溢美之词。今天的“中国制造”已遍布全球，这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据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我国已经有170多种商品生产量居全球第一，这个指标分别是日本、英国和韩国的5倍、8倍和16倍，全球40%的手机、40%的PC机、45%的彩电在我国生产，这在多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但是，支撑“中国制造”的技术是从哪里来的？向中国提供技术支持的日本人说，“Made in China，But Made by Japan.”。我们实在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和装备，的确大量地来自于日本或其他发达国家。

在今天全球化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国家之间是垂直型而非扁平型的分工关系。掌握更多知识资产的国家居高临下，控制着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获得产业成长中的绝大多数利益；而以资源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禀赋参与其中的发展中国家只能处于加工环节，尽管获得了GDP的高速增长，但却处在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利益空间不断地被挤压。

以我国纺织工业为例。中国的服装鞋帽肯定是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出口量也是第一。但在这个产业链上，我们只得到很少一点加工费。2004年中国向欧盟出口鞋子8.1亿双，平均单价只有2.69美元；同期我国从欧盟进口鞋数量虽然只有85万双，平均单价高达60美元左右。一双耐克“乔丹五型”运动鞋在美国的卖价是120美元以上,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一条零售价1800元的阿玛尼领带，中国加工企业联工带料交货价只有2.5美元到7.5美元。某法国名牌的90厘米方巾，巴黎商场零售价680欧元，我国企业下单价只有50元人民币。

再以电子工业为例。这是我国多年来增长最迅猛的产业之一。据中国电子科工集团的统计数据，2006年IBM利润 94.2亿美元，索尼10.8亿美元，三星电子83亿美元，而我国电子百强总共也只有28亿美元。我国企业生产的DVD机每台售价不到30美元，交给他人的专利费10美元，最终利润只有1美元；最大的手机生产商波导2006年手机销量1375万台，销售额67.4亿元，净利润仅为3058.5万元，每台手机净利润仅为2元人民币；2006年国内彩电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仅为1.3%，其中70%成本由外资掌控，行业全部盈利只有5亿美元。深圳一家生产PC机的老板做过计算，他们生产的电脑在美国的售价大概是1000美元，英特尔公司和微软公司要从中分得300美元，显示器、硬盘以及其他电子零件的生产商大约每家分得150美元，键盘生产商能得15―20美元，零售商大概从中挣50美元，剩下的30―40美元就是中国的工厂主以及在流水线上辛劳的年轻姑娘们的全部所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完全受制于人，当时每线的成本是300多美元，但在有了华为、中兴等之后，每线价格一路下降到30美元。山东丛林集团自主开发成功世界首台万吨油压机，之前的国际市场高级铝材价格12万元/吨，之后迅速下降到8万元，现已降到6万元。国际市场氧化硅销售价格曾高达4万元/吨，但在江西形成了关键设备制造能力后，价格便迅速下降到2.6万元/吨。浙江吉利自主开发出中国第一款商业化的四档自动变速箱，每只成本仅为3000元，而同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是1.3万元/只。在中国轿车行业，如果不是奇瑞、吉利等企业潜心研究开发，高扬自主品牌，真不知道轿车市场“拿萝卜当人参卖”的局面还会维持多久。还有人做过计算，我国现在生产的个人计算机平均利润不到5%，如果有自己的芯片和核心软件，就可以把利润率提高到40%。这些案例都清楚地表明，技术能力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息息相关。

还有一个问题也表明世界不是平的，这就是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在当今国际分工格局下，掌握知识资产的国家很少消耗自然资源，对环境的影响也很小，但处在国际产业分工末端的国家就不一样了。以我国为例，我们付出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的确过于沉重。目前我国已经有1/3的国土面积受到沙漠化和荒漠化的侵蚀，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的侵蚀，绝大部分湖泊和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十多年前，太湖周围的百姓还可以捧起水来喝的，但今天已有75%的水面呈现富营养化。对于我国来说，以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世界工厂”之路是注定走不通的。而在美国，阿拉斯加地下的丰富石油储藏完全尘封不动，美国本土丰富的煤炭、稀土等资源也都很少被开发。一个只有3亿人口的国家，GDP比中国多出5倍，但他们的天是蓝的，水是青的，地是绿的，到处都是连绵的大森林。两相对比，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印度人有一句哲语：“空气、阳光和水不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借贷”。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追求增长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无休止地向子孙“借贷”。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一个“核心”和一个“关键”，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当今国际竞争态势的深刻把握，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对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的崇高追求。我们为这一战略思想的形成而骄傲和兴奋，更有责任为实现这一战略思想而竭尽努力。（来源：学习时报）

本文摘选自作者（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 梅永红）在2007年度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上的发言。